刘慈欣谈虚拟现实 让人类文明变得越来越内向

离开这个地球或许并不那么容易，你要进行精确的计算，最后的结论可能依然是：只送大脑。”这是小说《三体》中的一段情节。从山西阳泉到半人马阿尔法星，仅仅隔着一个刘慈欣。

2014年，刘慈欣获得了华语科幻星云奖。他在导演的逼迫下穿上西装走了红毯，跟这一届星云奖的赞助客户坐在一起讨论被过度阐释的黑暗森林法则，签售时间超过预定时长的一倍，还在飞机上写了人生中第一部话剧《三体外传》。同一个11月，《三体》第一部英文版由美国老牌科幻杂志社Tor出版发行。再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他的作品进入了美国那个更老牌的星云奖提名，改编电影开始进行大力宣传。每天都有刘慈欣的新闻：《三体》入围星云奖了，《三体》的改编电影开机了，成为腾讯移动游戏的想象力架构师了。

2015年，北京时间8月23日下午1时，第73届雨果奖在华盛顿州斯波坎会议中心颁布，刘慈欣凭借科幻小说《三体》获得了最佳长篇故事奖，成为第一个获得雨果奖的亚洲人。西方科幻界的巨头第一次把目光注目中国，连IP改编大赢家、《冰与火之歌》的作者乔治· 马丁都说“I kindly liked ThreeBody(三体)”。

多年来的努力形成潮水，科幻作家终于进入了大众的视野。

单从时态来讲，科幻这种文体讲述的是即将到来的未来故事，科幻作家扮演成预言者的角色——不幸的是从未真正成功。但当下，衡量一个科幻作家是否在书写真正成功的故事，功利的角度则是看“改编IP”。

这一切，在七年前出版《三体》时，刘慈欣都没有想过。在IP概念还未被热炒的时候，有人来买《三体》的电影改编权，就便宜卖了。他成为华语科幻圈第一个享受到创造IP带来的收益、同时也被IP浪潮裹挟着前进的人。他上网只看新闻，不会与网友互动，但开始在三体社区参与微访谈。这是一份必须完成的工作，参与三体电影，合同里面规定的。

熟悉刘慈欣的人都叫他“大刘”。平时的白天，大刘应付杂事，处理家事和工作，晚上写作，但最近也没怎么写。很多时间在读书，什么都读，多是与科学、历史有关的书。比如现在正在看的契诃夫《萨哈林旅行记》，手边放着保罗· 巴奇加卢皮《拆船工》，还有一些《世界为什么存在》之类的原版书。而采访则安排在深夜十点之后。现在采访很多，作为工作的一部分他无法拒绝，但记者们“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问题”。

刘慈欣说，把科幻作家视为科技预言者是可笑的。但这一群人分明是某一平行宇宙、或是某一未来，可能性的创造者。纵览时间的长度与空间的广度，他们的大脑为读者拓展了无限疆域。科幻作家试图描绘一些影响到整个人类的突变，但也许他们的“脑洞”本身就是一种突变。

科幻的脑洞来自哪里?将银河系室女座悬臂二维化的想法是如何萌芽的?

对刘慈欣而言，太空电影或许正是开启脑洞的催化剂。他从童年开始缓慢地回忆，一个好的太空奥德赛，或者说一部好的太空电影，通常是如何呈现的：他重复了无数遍“真实”;他多次提到为太空故事增设人类规则是一件多余的事，当人类在太空中，就已经不再是人类;打破种族、国界、人体沟通的藩篱，挑战强大的地心引力，这些纯粹的，奔向太空、再回归母体的故事，令他百看不厌。

科幻在当下被赋予了很多现在时的意义。讨论太空的作品越来越热，关于太空的想象越来越多，而讨论太空本身的，可能一整年只有几个吸引眼球的事件。

离开广阔的自然太久，普通人并不需要在意尺度在身边的意义，一个人可以记清楚自己的腰围和脚长，在日常生活中就足够应用。乘坐飞机是普通人一生中最接近边界的时刻。可能只有在飞翔的时候你才能意识到太空探索的意义——远方有新的孤寂、新的狂欢与新的自由——而进入太空，意味着又一次人类种群的扩散。此刻地球是银河系的“非洲”，偏僻的土壤上养育了一群自以为有灵智的碳基生物。他们试图度过宽阔的虚空重洋，去寻找播撒新生命之地。

宇宙的尺度如此巨大，就算真的有三体人，等他到达地球也可能要几百年的时间，在此之前，人群之中传播的信息可能并非恐慌。大刘说，“更大可能是漠不关心。而漠不关心，比恐慌更可怕。根本不考虑以后那么长远的事儿，根本不做任何准备。这也是一个危险。”

面对记者提出的“外星人应急预案”、“太空探索方案”，大刘先说“我只是一个写小说的”，自己心目中没有这样的应急预案，但忍不住又说“这是一个专业问题”。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这句话被无数次引用到滥情的地步。但在虚拟空间之中一切口号式的行动并不能引发太空事业的真正启动。“你要是严肃地去考虑这个问题，那就麻烦了。要构想国家层面、政府层面，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各方面的运作，非常复杂。这就不是科幻的表达方式，实际上它会异常枯燥。”

访谈内容：

记者：如果现在是“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那么您预测这个时代会持续多久?为什么?

刘慈欣：会持续很久的。因为目前中国科幻受到注意，还只局限在文学方面。下一步，当中国科幻影视启动，会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反过来也会带动文学。当然我说的是“几乎就是黄金时代”，并不是说“就是中国科幻的黄金时代”。它离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还差得很远。它缺少黄金时代两样关键的东西：涌现出来得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大批有影响力的作家。所以它并非是真正的黄金时代，只是有那个趋势。但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记者：您最关心的科学领域是什么?宇宙探索排第几?

刘慈欣：我最关心的还是最前沿的科学领域，比如物理学、宇宙学。这是人类进步最基础的东西。我们首先得认识世界，才能改变世界。对世界的认识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最关心的是物理学。

记者：最近十年，在前沿科学领域，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有什么进步吗?或者说是共识更多了，还是认识更多了?

刘慈欣：进步一直都有。但是相对于本世纪初那样一个物理学革命的时代，划时代的发现不断出现，今天的进步好像还是比较缓慢。另一方面，今天物理学最前沿的理论，变得离实验、能证实的距离很远。好比古希腊波摩柯基特的《原子论》，可能要2000年以后才能被证实。现在物理学的超弦理论就是这样。要有进步确实很困难。

记者：很多关于外星人的谣言都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科幻黄金年代的产物。很多外星人是人类捏造出来的。您怎么应对这样的怀疑?

刘慈欣：别说外星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例确切证明地球之外还有生命存在的证据。所以我们谈这些肯定是空对空的。有一种可能是，整个宇宙中，就地球上有生命，人类是一种极其偶然的现象。我毕竟不是科学家，是写科幻小说的。我最关心的是从前沿的科学理论中，能够得到什么故事资源。主要还是关心怎样用它来产生好的故事，有更多好的创意。

记者：三体社区开通之后，我突然发现果然到了开发V装具的时刻，各种虚拟现实工具都在研发中。您曾经尝试过这样的智能产品吗?比如Oculus Rift，Kinect，各种智能手环……技术到位了，有可能会做 Threebody 这款游戏吗?

刘慈欣：三体的游戏等不到那会儿，就会有人在做的。游戏的改编权已经转让了，游族游戏肯定会做这个游戏的。

记者：怎么看虚拟现实技术?我觉得这是让人越来越宅的一种技术。大家都在低头看手机，以后或许在家就能体验到去太空的感觉了。人类会不会宅到无法离开地球?

刘慈欣：对对对，这确实是个问题。这个技术让人变得越来越内向，整个文明变得越来越内向。我在虚拟现实里什么都能得到，包括你说的，我自己能给自己创造出太空体验，能够代替一切。这确实有可能是一个趋势。我们越来越变成一种很内向的文明，而不是向外去开拓、去探索的文明。

记者：您会如何鼓励大家走出去呢?

刘慈欣：最近我注意到一个事实，改变现代社会的有两大技术，一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另外一个就是航天技术。你可能不知道，这两个技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诞生，相差不到一个月。1946年4月份，美国成立了“空天委员会”，德国来的冯布劳恩作为主任，这就是NASA的前身。四月的这一天，被看做是现代航天事业的开端。过了20多天，在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实验室里，人类的第一台计算机诞生了。

他们相距这么近，但是这两项技术发展到今天，你看看他们的差别有多大。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这毫不夸张。但航天改变的东西就太少了，几乎没改变太多东西。

这两项技术有共同之处，都是在开拓未知的空间。网络，IT技术开拓的是未知的虚拟空间;航天技术开拓的是已有的实体的宇宙空间。你看看现在，如果进入IT的虚拟空间，这是很容易的事儿，用不着什么成本，拿个手机就进去了，你现在想进航天开拓的空间，那是有明码标价的，上一次国际空间站，2000万美元。所以说这个技术差得太远了。航天不能说对我们的生活一点没有改变，但与互联网对生活的改变相比，差得很远。当初这两项技术诞生的时候，一个人拥有一台计算机，并不比他拥有一枚航天火箭要容易多少。价钱差不多。为什么现在差别这么大呢?

你看看现在从事航天的机构，中国是航天部，美国是NASA，日本是宇宙开发署。你再看看互联网的机构，微软、联想、谷歌、淘宝……这一目了然：航天全是国家行为，IT全是民间行为。所以，要让航天事业真正发展起来，让人走出去，第一件事就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人类的责任心、开拓精神或者是远大目光上。历史上没有一件事是靠这些做成的。你得先让航天事业的市场启动起来，让他们赚到钱。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航天事业民营化。民间蕴含着巨大的创造力，同时也蕴含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强大动力和欲望。像IT技术走向市场、走向我们生活关键的几步，全是民营化搞出来的。

我阳泉一中的中学校友李彦宏在这一届人大会上提出了一个提案，就是呼吁国家让航天民营化。是不是百度真的打算进入航天呢?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航天民营化以后，你会发现IT技术、互联网和航天有天然的联系。美国那几个民营化的大佬都是从互联网领域出去的。

记者：怎么看西方民间的太空探索活动?比如Musk的spaceX?

刘慈欣：不管是国家的航天事业还是民营化的航天，本质上都是以经济利益为基础的。那种投入大又没什么产出的事业，不管是国家还是个人，是不会去做的。而且相反，航天民营化后，追逐利益驱动的趋势更明显。国家还可以办一个工程不挣钱，私人的话大概很难。所以说做航天的这些老板都有很有太空情怀的人。但是从他们的事业的性质来说，不可能做出那种真正的脱离经济效益的探索。那种探索，我想现在只要经济社会还存在有一天，那种大规模的探索和开拓很难启动起来。

记者：只能是慢慢扩张吧?比如先到月球，然后火星，然后到更远的地方。

刘慈欣：这个不是快慢的问题。如果赚不到钱，市场启动不起来，永远也不可能扩张。不是慢，现在是在往后退。现在我们迈向太空的步伐，还不如六十年代。

记者：Musk要在火星建无线网络基站。

刘慈欣：所以互联网和航天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需要创意、创新的领域。我们应该学IT发展起来的经验，把它推向民间，推向市场，这是唯一的出路。那些更高大上的东西，什么人的责任心、远见啦，从来指望不上。即便是60年代的航天高潮，也不是因为这些东西，而是源自人们的恐惧感，两个大国相互之间显示实力的需要。

记者：其实航天跟人类平时的生活关系并不密切，但他会有一些科研的成果会进入到人们的生活，比如材料什么的。

刘慈欣：和人类的生活关系不密切，是因为市场还没有启动起来。当初计算机和咱们的生活，比航天和咱们的生活还远，那个搞大容量计算的，跟普通人有啥关系。以至于当时一个学者说，全世界有五台大电脑，计算容量就够了。但是航天和人类发生关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记者：比如说呢?

刘慈欣：一步一步地想，先想最直接的关系：太空旅游。现在大部分人去不起，前面说真正的太空旅游要2000万美金，那肯定不行。便宜点的像SpaceX，20万美金，那倒是不算太贵。但是只能失重状态持续4分钟半，有什么意思?太空旅游市场开拓起来，就会跟我们有一定的关系，但关系也不是说太大哈。

下一步的关系就大了，是能源。目前地球上的碳排放是个问题，如果把整个能源系统搬到太空去，在太空建立太阳能发电站，然后再用微波把太阳能传回来，这个关系就大多了：我们每天用的电是从太空来的。

再下一步关系就更大了，北京的雾霾怎么治理?把北京周边的污染企业都搬到太空去，那儿不怕污染。这个关系就越来越大了。

如果这三项做到了，那么整个航天市场就启动起来了。那么下一步更大的就会去做。比如我们有可能在地球的轨道上建立太空城，人类可以在上面长期居住。再下一步，你可以移民月球、火星，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这一步一步，跟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紧密了。

记者：所以说，太空航天它真正启动起来，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跟互联网一样密切?

刘慈欣：问题是现在这个市场，它启动不起来。一个是政策问题，什么时候开放?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航天事业要启动市场要花的钱，比IT要多得多。它需要投入的原始资金要大得多。另一方面，它风险也大。做IT产业不会死人的，但是航天会死人的。但我觉得这个市场应该尽快地启动起来。

记者：还是有可能迈向太空的。

刘慈欣：这次我去上海就遇到一个很年轻的公司，是做火箭的。但是他们的火箭不一定能发射到太空去，而且得到的政府支持很有限。和互联网不同，太空民营化是需要政府去支持和扶持的，包括一些基础的研究、基础的政策和基础的资金。

刘慈欣推荐：太空电影片目

这些许多年轻人闻所未闻的老电影，恰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规模空间探索的预告或总结。

《十月的天空》(October Sky)

1960年代，生活在美国煤矿矿区里几个男孩子，在家门口发现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飞过美国的天空。正因为这一眼，改变了他们一生的生活轨迹：他们都对太空探索产生了兴趣，其中有一个孩子后来成为NASA(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工程师。

大刘：“那个矿区和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很相似。”

《太空先锋》(The Right Stuff)

第56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展示了美国登月之前，美国航天员的真实生活，里面出现的都是真人。

《隼鸟号——遥远的归来》(小惑星探査機はやぶさ 遥かなる帰還)

生动呈现了2000年代日本发射小行星探测器的全过程，比如日本的航天工程师们怎样控制这个探测器，怎样解决各种各样的故障，最后成功返回，在澳大利亚降落，也取到了小行星上的样品。

大刘：“它对日本航天界的描述简直生动。比如他们的控制室跟咱们中国的一比，简直太寒酸了。椅子破破烂烂，地板都开裂了，就那么小小的一个控制室。但是日本的航天工程师们在这个控制室里面所完成的，是一个相当创新的项目。”

《突破二十五马赫》(Space Camp)

可以称之为美国版的《飞向人马座》，1980年代末期曾在国内上映过。它虽然是科幻片，但就像《地心引力》一样，里面并没有幻想的技术。一帮中学生参加夏令营，到NASA航天飞机发射基地去参观，有几个调皮的孩子跑到航天飞机上去玩，黑客入侵航天飞机意外启动，他们被发射到太空中去，再想方设法返回到地球。

大刘：“当时在国内上映，我看过两遍，还是很感动的。”